种地是一门有风险的行当。
春播秋收，收成几何，只有种子埋在地里，半年后才知分晓。选种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种子常被称为是农业的“芯片”。
在东北，人们喜欢把玉米种子称作“苞米籽儿”，质朴中带些许淘气。玉米多为杂交种，不能留种，每年买种子是春耕之前的一件大事。
多位玉米种子业内人士透露，假玉米种子在东北玉米主产区仍然猖獗。市场调研机构钢联的数据显示，202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在内的东北春玉米区种植面积占全国四成以上。
2024年3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在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等地调查发现，玉米种子交易市场不仅售卖缺少审定字号的玉米种子，“套包”种子更在地下流通——外包装上写着A品种，里面却装着B品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规定，以上玉米种子均属于假种子。
中林集团张掖金象种业有限公司的徐建平2021年走访辽宁、吉林、内蒙古部分县市玉米种子市场后在《中国种业》发文，指出辽宁和吉林两地种子大市场75%以上是“套包”种子和转基因种子。徐建平现已离职，目前任职公司称其不便受访。
“什么种子火，什么种子卖得好，很快就有公司‘套包’这个品种。”先前在农科院工作，后来从事玉米育种的赵黎坦言，“套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套包”种子横行，表面上侵犯公司知识产权，实质威胁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套包”种子会造成市场紊乱，造成粮食减产和经济损失，也浪费了土地资源，扰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程序。
没有审定字号
得益于区位优势，长春代管的公主岭市聚集着六百多家种子商店，是东北种子集散地和交易中心。每年开春，公主岭“铁北种子销售一条街”愈加热闹——货架上摆满品类繁多的玉米品种，以及棒大、颗粒饱满的玉米样品。据《吉林日报》报道，单算这条两公里街道上的120多家种子经营户，年交易量就有7400万斤。
琳琅满目的种子背后，暗藏玄机。通常种子商店货架上售卖的种子字号齐全，但风险适当时，店家会从被挡住的柜子里拿出几包其他品种的种子，重点推荐。
这种风险评估建立在一系列攀谈之上——不断追问购种农户的家在哪个镇、哪个村、哪个队，家里有多少地，岗地、平地还是洼地，去年种了什么种子，收成多少，卖了多少钱……有的还会问某某是不是你们队的、某某是不是你们的书记。
在公主岭市百利民农资店，店家从柜台后的架子取出三包种子——一款名为“吉航sz1313”的玉米种子，包装上写着“主推品种”“精品特选”，包装正面的公司名为“吉林省金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庆种业)，背面的生产经营者则为“吉林省美盛众联农业有限公司”(简称美盛众联)。
细看之下，这款种子少了审定字号。根据种子法，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玉米即包括在内。在农业农村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上，南方周末记者并未查到相关信息。
在另一家名为魏三农资的店内售卖的同为金庆种业生产的“金庆8989”玉米种子也无审定字号。
在向南方周末记者核实是哪里销售的种子后，美盛众联公司股东蔡世伟确认该种子“是金庆的种子，在我们这里生产”。南方周末记者随即询问金庆种业是否经营以上两个品种，该公司表示不清楚该品种的情况，需自行询问种子经销商。
根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设主证、副证。副证注明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及审定(登记)编号、种子生产地点等内容。在有效期内变更副证载明的生产种子的品种、地点等事项的，应当申请变更。
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显示，美盛众联公司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副证)中并无“吉航sz1313”品种，蔡世伟表示“对这名干啥，没用，(种子)啥事儿没有”。
在公主岭市其他农资商店里，类似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主证，但副证登载的种子品种与实际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的种子不符的情况十分普遍。
一款包装正面名为“铁杆粮王Z193T”的种子，背面则显示审定名称为“美育221”，生产企业为吉林省吉育种业有限公司。一款黑龙江东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通单218”，副证中也无该品种。南方周末记者拨打上述公司工商注册信息的联系方式，均无法接通。
位于绿园区的种子大厦是长春市种子集散地之一，人们在这里选购玉米种子。南方周末记者宋炳晨 | 图
“升级版”“加强版”种子
相比没有审批字号，更多的假种子是以“套包”方式出现的。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目前玉米种子的一种“套包”方式是，没有取得审批字号的种子“套包”其它拥有审批字号种子。
“这里面的东西就是(天育)108系列。”指着一包吉林省易家人种业有限公司(简称“易家人种业”)生产的名为“金玉81”的玉米种子，万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天育108是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2017年推出的一个品种，因高产高效，种植广泛，被多地农业农村厅列为农业主导品种。该公司由云南省管国企云天化集团出资设立。
万梅是易家人种业的吉林省总代理，在长春市种子大厦经营着一家店铺。位于绿园区的种子大厦是长春市种子集散地之一，每年销售季，吉林、黑龙江等地的购种者汇集于此。
在万梅展示长桌显眼位置，摆放着五六个不同的玉米品种，并有多包样品，但“金玉81”仅有一包样品，该包装袋没有注明审定字号，只用红字显著写着“2023最新审定”。另一款“瑞普919”也只标注了“2022年最新审定试验新品”。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上未检索到这两款品种相关信息。
相比其他种子，“金玉81”售价稍低，大批量拿货的情况下，5500粒包装售价在45元左右。其它品种每包价格通常在50-80元之间，贵的超百元。
万梅强调，“金玉81”与“天育108”只能称为是“一个系列”，“但是不能说人家那个名，说人家的名不就侵权了吗，人家厂家就来找你了。我们跟他们公司没有关系，我们在甘肃、新疆也有自己的繁育基地，我们只是一个系列”。
企查查信息显示，易家人种业注册资金3000万元，注册地为长春市九台区兴隆街道办事处新春村原村小校舍，2023年6月曾因涉嫌生产经营劣质的玉米种子，被罚109200元，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公司注册信息中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南方周末记者拨打云天化集团服务电话，转接至吉林长春区域经理，该经理回复称，“金玉81”与其无关，“理论上就不是一个公司的东西”。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中，万梅反复核实“是谁推荐的”，并询问是否在录音。当南方周末记者提出希望成为经销商之时，万梅表示“金玉81”“瑞普919”的审定字号还在申报中，并多次提醒“有专门打击的，不要公开卖，避免被人看到”。
在她微信朋友圈，有不少视频展现了“金玉81”的热销，买家遍布吉林、黑龙江，“去年种得挺好，一直的老客户”“买了5年了”“老回头客”，还有一段视频展示了进货的场景“金玉81货又卖空了，今天又送来了”。
内蒙古天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克杰每年代理种子侵权案件十余起。他认为，在代理的很多侵权案件中，经销商大多知道销售的是“套包”种子，卖的时候会说是“某某品种的升级版”或者“某某品种的加强版”。
在销售摊位旁边的墙上张贴着种子海报，“瑞普919”只标注了是“2022年最新审定品种”。南方周末记者宋炳晨 | 图
审批字号怎么拿到的?
在种子管理站等机构严查之下，“套包”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先以自己的品种获得审定字号，然后再用自己的审定字号“套包”其他品种的种子，实现表面合规。
张克杰代理的一个案件纳入最高法发布的第四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该案中，“套包”种子与正常种子混卖，侵权方拥有的“永玉3号”玉米种子手续齐全，但实际销售中，却有两种包装。一种包装印制三颗红色五角星和“精品专供”字样，包装内是侵权“远科105”的假种子，大量销售;另一种包装则没有这些标识，里面装着“永玉3号”真种子。
张克杰解释，当执法机关检查时，侵权方便拿出包装上没有五角星、装有“永玉3号”的真种子，辩称有五角星的种子是“假货”，不是自己生产。
为何“套包”的种子也能取得审定字号?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品种审定需要品种试验，包括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DUS测试(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品种通过试验以后达到标准就可以审定，但是怎么能够达到标准就很难说，在操作过程当中，有些操作单位可以弄虚作假，改变数据。”前述从事玉米育种的赵黎亦证实，同一品种在有的公司不能审定，但在另一家公司就能审定。
多个承试单位组成的联合体试验是品种审定的主要渠道。戴景瑞解释，一个品种参加区域试验需要多个地块进行，每个地块都有承担试验的承试单位，“有的单位会认真管理，但有的单位不是这样，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写谁的数据高，说谁的品种好”。
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简称《实施报告》)指出，2022年国家级、省级审定联合体试验数量占比分别达到57.1%、46.8%,但一些联合体自行开展试验的质量不高，个别联合体甚至存在试验违规、报告造假等行为，审计部门2021年抽查6省审定品种时发现，有2057个品种未开展规定的检测或存在检测漏项。
戴景瑞表示，玉米种子品种多乱杂的原因在于有许多企业自己培育的品种难以达到试验标准，也不愿意花钱购买优秀品种的权利，就用自己的伪劣品种参加试验，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审定字号。
根据种子法相关规定，本省审定的品种、引入的品种，以及国家审定的品种，均可在当地售卖。以吉林省为例，2023年审定玉米品种167个，引种备案两批229个，加上农业农村部审定的764个，共新审定1160个。若加上往年审定的品种，理论上讲，每年能在吉林市场上售卖的玉米品种至少有几千种。
一位在长春从事种子销售十余年的经销商透露，种子公司一般拥有多个审定字号品种，但不同品种有优劣之分，如果一个品种表现好，会在公司其他品种的包装袋内也装这个表现好的品种，相当于“内部套包”。
而且相同品种，也可以有不同的包装。万梅举例说，相同品种的种子其他经销商是红色包装，而她卖黄色包装。如果经销商卖得好，可以向公司申请一个品种专供自己销售，但“里面装的东西都差不多”，至于审定字号则都“正常”，种子管理站可以正常检查。
盗取亲本：站到成功产品的肩膀上
更简洁的方式是“釜底抽薪”：拿到玉米品种的亲本。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头部种业公司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非法厂家通过各种方式“拿到我们品种的亲本，利用亲本生产我们的种子，之后再把生产出的种子装到自己的产品包装里”。
亲本好比玉米杂交种的“父母”，要想做到“孩子比父母强”，从科学家的试验田到农民的田间地头，要经过多道关卡，首先在育种阶段，不同品种或自交系间杂交组配成具有生产优势的杂交种，选育好之后，需要将品种送去审定，审定完成后进入制种阶段，收获、包衣、包装，之后进入市场，这套育种周期通常需7-11年。
从育种到制种，都有可能被窃取亲本。《科技日报》在2021年的报道曾提到，一项在海南南繁育种基地的育种企业调研数据显示，77%的种子企业在育种过程中被剽窃过。
不过，另一位资深的玉米育种家孙晟认为，育种阶段还不是亲本流失的重灾区。“海南育种属于上游，不一定能成功，被人拿去可能也不敢用，所以丢失的重点还是在于制种阶段，要站到成功产品的肩膀上。”
因为自然条件优越，多数企业的玉米制种基地都放在甘肃、新疆两地。农业农村部2022年公布的23个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中，甘肃和新疆共占16个。
制种田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往往是销量高、前景好的品种。戴景瑞认为“拿到亲本很容易”，地块无人看守，别人可以到播种田里把种子抠出来，“还专门有一些小偷，偷了亲本转卖”。
裁判文书网2019年的一则判例显示，湖北康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多个玉米亲本种子，提供给他人，并亲自指导他人秘密生产玉米新品种，以换取高额报酬，创造预期利润61万余元。
一位头部种子企业负责人介绍，有的公司会直接从承担制种的农户手中购买亲本。孙晟说，种业公司将用于制种的种子发放给农户，“一般在10-20元一公斤，人家就花三四十就能收上来”。
张克杰提到，2021年种子法施行之前，在甘肃新疆的育种基地，谁手上有亲本，当地人都知道，甚至还有亲本交流群，打击力度大了之后，亲本交易趋于隐蔽，“主要私下进行”。
对于企业而言，被盗取亲本也防不胜防。目前一些种业公司为了防止亲本贩卖，采取诸如测量种植面积，按面积发放种子;少发种子，不够后补;每天种多少种子，领多少种子等方式。
北京澜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冯万伟是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其透露还有企业从单纯套包侵权转向亲本侵权，直接公开销售亲本。最高法公布的“利合328”侵权案例中，内蒙古瑞某种业公司生产、销售名为“华瑞638”实为“利合328”的种子，在一审判决后上诉期间，该公司仍大量销售“利合328”杂交种特定亲本组合的繁殖材料。
“被动维权”，打假公司配合
线索发现难、取证难、维权成本高是此类案件的普遍特点。许多被侵权方往往是“被动维权”。
国内一家头部种业公司的大区经理李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情况是，种粮大户以为“套包”种子是他们公司的真种子，种下去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下滑，向公司举报，公司才会进一步调查。
“套包”种子质量难以保障，经销商也心知肚明，他们的窍门在于“好坏搭配”。万梅透露，自己有一款品种“一定好”，但价格高，利润薄，可以与其他品质差、价格低的品种一起销售，让农户搭配播种，这样就难以分辨出品种质量的差异。“两个品种都卖一样的价格，利润就能用便宜的种子‘勾’回来。”
对多数经销商而言，红线是“不能太坑人”——“如果没有产量，卖不出价钱，人家过来投诉你就不好办了。”
种地“靠天吃饭”，“天”也成了经销商推诿的把戏。公主岭市一位经销商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卖种子“一定要会说”。玉米从播种到成熟，多个因素会影响收成。如果真出了问题，就推给天气——是不是旱了、涝了，是不是风大、气候不好，以及农户的种植技术有无问题。
公主岭市一位年近古稀的种粮大户说，只有自己看得见种出来的棒子长什么样，村里谁家品种长势好、产量高，来年才去店里买这个“苞米籽儿”品种。事实上，当“套包”种子品种名、审定字号、生产经营许可证全部合规，种子是否侵权只能交由专业机构检测，农户不会也不能对购买的种子鉴定。
在多数侵权案件中，侵权方会对送检种子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最高法公布的“先玉335”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侵权方就搞起了“花式套装”，辩称为防止种子运输途中包装破损，其向农资商店提供了部分种子包装袋，取证购买的种子只是其“用多余包装袋进行包装”。
张克杰关注到，如今许多侵权企业会直接将种子卖给种粮大户，没有中间流通环节，尤其许多地方直接销售没有包装袋的散种子，晚上、凌晨出货，线索极难发现，证据亦难固定。
该案代理律师冯万伟介绍，科研机构以培育种子为核心业务，没有精力和人员专门维权打假，目前主要有权利人委托第三方调查取证公司维权和企业组建维权打假团队维权两种模式。
谁会耗巨资研发新品种?
2024年3月下旬，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为春耕生产和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视觉中国 | 图
假种子导致减产的新闻屡见报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0年公布的一起案件，经销商销售假种子导致200余农户4000余亩农田绝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0余万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2023年4月报道，绥化一名农户因买到假种子损失二万多元。
“套包”造成的种业资源同质化现象亦对农业生产产生重大隐患。孙晟举例称，如果原始玉米品种不抗大斑病，那所有同质化品种也不抗，如果一个品种遭受自然灾害，不适宜本地播种，那么同质化种子也不适宜种植，粮食供应会出现问题。
前述《实施报告》亦提到，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但育成品种多而不优、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
种子法中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做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也加大了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力度，但冯万伟觉得，现在的问题在于赔偿金额上不去。
法院判决赔偿的依据一是侵权人的侵权给权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三是被侵权品种权的许可费的合理倍数，四是人民法院在法定的500万以下判赔。“但是侵权方侵权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很难举证，比如一个品种没有被侵权的时候，这个品种一年的营业额为500万，侵权人对方实施侵权后，这个品种的营业额反而涨到了1000万，市场打开需要时间，侵权人到底给权利人生产造成多大损失，难以证明。”冯万伟说。
与利益损失相比，种子侵权造假对种业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影响更大。《实施报告》显示，2016年至2022年，我国农作物种子企业由4316家急剧增长到8159家，但规模以上种子企业占比由35.8%降低到24.2%，种子法第17条规定的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具有较强育种能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占比在2%以下。
前述报告提到，检查组在黑龙江、四川开展随机抽查时发现，一些市县的种子管理机构在裁撤合并后，普遍存在队伍不稳、装备落后、经费不足等问题，辽宁、福建等省份开展植物新品种鉴定的机构较少，分子检测和品种真实性审查能力较弱，难以对品种权人维权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2024年3月下旬，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为春耕生产和粮食丰收保驾护航。南方周末记者就农资打假相关情况致函农业农村部，5月7日，对方回复称暂不方便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艳在2018年两会曾建议，为保护育种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应加强基层种子市场的执法和监管能力。“科研水平高的育种者普遍担心育种科研成果被剽窃，千辛万苦培育的种子被盗，谁还会耗巨资研发新品种?从长远来看，最终受害的还是种业和农民。”
孙晟建议，种业内应当建立自律机制，“如果侵权，在行业内不守规矩，那么就应当巨额赔款，或被逐出这个行业，并且也不能从事其他相关行业，不能成为行业内企业的合作伙伴”。
《实施报告》也指出，要严格落实种子质量监管责任，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种子、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确保种子质量安全和农民用种安全等。
(文中赵黎、万梅、李闯、孙晟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 南方周末实习生 谭梓莜
